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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多党合作·历史记忆】民进:下关泣血志不渝 初心不改薪火传!

2018-08-10 00: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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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关事件,是民进会史上的重要篇章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,为了制止内战、争取和平,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,民进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一起,成功地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,民进前辈们慷慨赴命,在南京下关凛然直面暴行,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 回望历史,追忆往昔,溯源初心,缅怀民进先辈的求索和奋斗历程,下关事件是不可或缺的一课。 下关往事如昔2012年3月25日,南京市下关区龙江路8号。 这一天起,南京西站停止客运业务,备建南京铁路文化博物馆。

这座建于1905年的火车站,旧称江宁车站,因位于南京下关,也称下关车站。

作为南京最早的火车站,它的每一块石板,每一寸墙壁,都沉淀着浓厚的历史印迹。 正是这座车站,迎来过由上海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,也见证过民进前辈们下关泣血的慷慨与惨烈。 时光荏苒,下关往事依然历历在目,昔日峥嵘,未曾淡去。 1946年6月23日,上海和平请愿团代表赴南京请愿。 晚上7时,代表们乘坐的列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。

这时已有大批伪装成“群众”的国民党特务在这里“等候”,“另有部分宪兵则在车站各入口处布岗”。 代表刚下车就被几名所谓“苏北流亡青年”纠缠住,代表一穿过站门时,“人丛中口笛一响,‘打,打!’喊声四起”,数百人一拥而上。

代表团被暴徒团团围住,在旁的军警“视若无睹,听之任之”。

暴徒的目标对准了代表团团长、年过花甲的马叙伦。 他们把代表分割成两部分:将马叙伦及跟在后面保护他的雷洁琼、陈震中、陈立复和前来接站的民盟盟员叶笃义、《新民报》记者浦熙修、《大公报》记者高集等推进候车室,其他代表被堵在西餐厅。

在推拉过程中,代表的手表、现金、钢笔、提包等被暴徒洗劫一空,衣服也被撕破。 代表要求打电话,宪兵告知:“电话线已被切断,不能打。

”宪兵们守住候车室大门,不让代表出去,而让“难民”闯入对代表进行围攻。

他们无理提出:要么马叙伦等与他们一起去见周恩来向共产党“请愿”,要么立即回上海。

阎宝航从西餐厅跑来与“难民”谈判,他们又乱叫“共产党放下武器”,不让阎宝航讲话,并要胁阎宝航“跪下”。

阎宝航坚决拒绝。 这时喊声四起,石子如雨点般飞来砸向马叙伦、阎宝航等人身上。

晚11时,代表被围攻已近五小时了。

这时,忽有一位穿白衣者“高声发令”,特务暴徒穿破候车室的窗户,进入室内大打出手,顿时桌椅、汽水瓶、木棍一齐飞向代表。

阎宝航和雷洁琼掩护马叙伦,拼力挡住暴徒,结果马叙伦还是被打成重伤。 雷洁琼头部遭重击,胸部被重物击中,手中提包里有代表团各种文件,暴徒要抢,她死死抓住不放,结果手臂被抠伤。

阎宝航遍体鳞伤,血迹斑斑。

学生代表陈震中受伤最重,被打时曾有人扼其喉管,险些致死。 叶笃义、浦熙修、高集也均被殴伤。 和平请愿代表团在下关车站被围攻殴打的详细经过,马叙伦在《嚼梅咀雪之庵日记》中有如下记载:……七时余抵下关。 余料仍有事也。

果有自称临大学生者来觅余。 所言与镇江同。

余请胡子婴应之。

乃出月台,见军警及所谓难民者排立两行,数不过百。 即有人将余与蒉延芳等隔离,挤余入候车室,而劝延芳等至食堂。

雷洁琼知余必被困,踵余行,即被殴,劫去眼镜、手表、皮包,里外衣皆破。 《大公报》记者高集,《新民报》记者浦熙修,民主同盟盟员叶笃义,亦于此时被殴。

上海学生代表陈震中、陈立复亦从余入候车室。 而所谓难民代表者十许人,挤而入,一如镇江之所遇,其人亦衣履楚楚也。 此辈欲余偕之往周恩来处,余语之如镇江者,且谓余等无偕彼往周恩来处之义务,而余等来京,理应先谒蒋主席。

如此往返数次,后乃迫余还上海,又迫余出与其群众语,余皆不允,亦不复与言。

相持两时许。 阎玉衡自食堂来,与此辈谈,亦不得解决。

此辈要玉衡出见彼众,玉衡遂往,即受呵斥,如此二三次。

又要玉衡依其所呼口号呼之,复不满意,谓须写悔过书,并跪于众前,玉衡怒斥之。 呼打之声骤甚。

此时众已当数百。

候车室窗外立人数十,有裸上体者。 时已十一时许。

此辈乃至食堂劝说蒉延芳等归上海,不听;又要抚慰其群,亦不听。 意欲下台而无计,乃持玉衡足而提之,复加拳于面体,受重伤。

而打声四作,候车室窗户皆为挤开。

由窗飞跃而入者,先击浦熙修等,洁琼亦被持其发,痛殴,受伤极多而甚,余首被殴者四处,皆起大泡,眼鼻亦伤,腹受跌,遂以痛坐地,坚抱当余前者一人之足,以为凶人也,复觉乃士兵者流,此人亦曳余起,卫余入其办公室,室有床,属余卧。

……时余闻一似官长谓其曹曰:这们闹得糟,闹了人命怎么办?既从旁室荷枪而出者数人。 余知必往驱散所谓难民矣。 果然,嚣声渐止,即有士兵来引余出就车。

车上荷枪而立者数人。

美法新闻记者自肇事后即来观,有上余辈车随而行者。

时已十二时。

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。

载着被暴徒严重殴伤的人民代表的卡车,并没有立即驶向医院,而是驶到了有荷枪实弹的军警站岗的南京警备司令部门口,想把马叙伦等作为犯人押进去。 代表们严正抗议,拒绝下车。

同行的外国记者这时也仗义执言,当局无奈,才勉强把受伤代表送到太平路的中央医院分院。 这时已是24日凌晨两点。

下关事件的前前后后1946年的中华大地到底经历了什么?民进前辈们为什么赴南京请愿?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又为何如此猖狂?回溯下关事件的前前后后,我们能够看清一些历史的真相。

1946年5月,为了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,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,到南京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。

南京国民政府假借和平谈判之名,一面谈停战,一面继续搞内战,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。 在此背景下,5月26日,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联合招待重庆来沪的民主人士,马叙伦、王绍鏊、严景耀等人出席会议,并讨论了如何发动群众力量以制止全面内战发生的问题,最终决定联合沪地爱国民主力量,组织举行上海人民反战运动大会,并推举马叙伦等9人负责筹备。 随着内战危机进一步加剧,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,民进、民建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组织一致决定,以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的名义,正式推派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。 6月,经过各方充分协商,最后决定由马叙伦、蒉延芳、盛丕华、雷洁琼、包达三、张纲伯、阎宝航、吴耀宗及胡厥文9人为和平请愿代表,他们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的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、陈震中共11人,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(又称和平请愿团),由马叙伦担任团长,另请胡子婴、罗叔章两人任代表团秘书。

会议还决定组织群众集会欢送代表赴京,会后举行反内战大游行。 6月23日,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(又称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)赴京大会如期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。 组织者原计划发动五万群众参加,但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动员和组织下,加之广大群众反对内战情绪激昂,许多团体组织和个人不邀自来,所以那天实际参加大会的有三百多个团体单位,万余群众,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。 当日上午8时,北站广场已经人山人海。 人群里有数不清的各色标语、旗帜、横幅,上面写着“反对内战,要求和平”“一致行动,制止内战”等口号和标语。

广场上锣鼓声、爆竹声、掌声、歌声、欢呼声、口号声此起彼落,响彻云霄。 民进的王绍鏊、周建人、林汉达、许广平、严景耀、葛志成、曹鸿翥以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陶行知、叶圣陶、田汉、吴晗、沙千里等也都前来参加大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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